一面白色旗帜正中,写着斗大而苍劲有力的“死”字,在“死”字的一旁,还有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分”“伤时拭血,死后裹身”等激昂文字。
这面体现了川军抗战精神的死字旗,是抗战时期,四川安县(今安州区)的王者成亲手写给出川抗战的儿子王建堂的。这面旗帜,是父亲对儿子的嘱托,也是川人对抗战视死如归的态度。

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,“死”字旗传承人,65岁的王烈勋将这面旗帜,带到了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前,这是川军曾经出川誓师的地方,“既是祭奠川军阵亡将士,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这背后的抗战事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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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赴前线 父亲送儿一面“死”字旗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在四川安县曲山场(今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),25岁的爱国青年王建堂放弃了原本私塾先生的职业,联系同乡、同学等热血爱国青年,自发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抗日队伍,取名“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”,并向安县政府申请出川抗日。
1937年冬,安县社会各界人士在县城的“大安游艺场”(今安昌公园)召开出征大会,为“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”送行。
在队伍即将出发之际,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送来了一个包裹。打开,是一面长约5尺、宽约4尺,且写有一个大大“死”字的白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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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烈勋带着“死”字旗来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
死字的右边写有:“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;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。”左边写有:“国难当头,日寇狰狞。国家兴亡,匹夫有分。本欲服役,奈过年龄。幸吾有子,自觉请缨。赐旗一面,时刻随身。伤时拭血,死后裹身。勇往直前,勿忘本分!”
王烈勋回忆,当时50多岁的爷爷知道大伯要上前线后,他感到非常自豪,非常支持,但想到上了战场后可能会牺牲,再也不会回来了,生离死别之际,便亲手写了这面旗帜作为出征礼物。
“看到这面旗帜后,现场的人们情绪非常激动,有感动的哭声,有壮行的呼声,也有人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”王烈勋说,他听当年在现场的长辈们说,所有人咬紧牙关,将紧握的拳头高举过双肩,用脚狠狠跺着大地,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激愤之情,“整个场面十分悲壮”。
参加抗战 带着旗帜历经多次作战
出征后,王建堂一行步行至重庆,经过三个月训练后,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,于1938年初春东出四川,奔赴抗日前线。
王建堂从军后,在第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中,先后担任排长、副官、连长、司令部参谋、副营长等职,并多次担任敢死队长。他随部队转战在湖北、湖南一带。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、随枣会战、大洪山保卫战、常德会战、长沙会战、鄂西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,负伤四次,多次立功受勋。
王烈勋介绍,这面“死”字旗王建堂一直随身携带,他自己或者战友负伤后,就撕下一块包扎止血,最后用完了,“1949年底,伯父回到了家乡”。
传承抗战精神 捐赠多面手写“死”字旗
“20世纪80年代初期,全国各地兴起修地方志,我爷爷和伯父的故事被县志办作为重点写进去。”王烈勋介绍,1987年,王建堂在北川文化馆的一面办公桌上,亲手书写,复制“死”字旗。“我当时是馆里的职工,伯父写的时候我就在现场,他当时一气呵成,没有任何涂改,就写好了,这面旗帜也就陈列在馆里。”
遗憾的是,这面旗帜在2008年5·12汶川地震中被埋了。
“这面旗帜是我们家的根,是川军的魂,也是属于国家、民族的,作为后人,我有责任去承担传承的责任。”王烈勋介绍,此前很多地方复制的“死”字旗跟原件有一定差距,布料、大小都不一样。
2018年,王烈勋找到了和爷爷书写“死”字旗一样的布料,“我是学美术的,有一定书法基础,而且我的字体和伯父的很像,我就照着当年伯父写的临摹了10多面,无偿捐献给多家纪念馆、博物馆。”
他说,“传承历史、铭记先烈,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,未来会一代接一代地讲述‘死’字旗的故事,将抗战精神一直传承下去。”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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